话剧《成兆才》由河北省承德话剧团演艺有限公司创排，赢得了专家们的一致赞誉，称其是话剧民族性的一次成功探索。

演绎大师坎坷命运引心灵震撼

成兆才，唐山滦南人，生于清末，成长于民初，生前创作一百多部评剧剧本，代表作有《杨三姐告状》《花为媒》《杜十娘》等，被称为评剧艺术的创始人。然而，风光舞台的背后，一代评剧宗师成兆才却历经了事业和家庭的双重磨难和坎坷。

作为以戏曲大师为主人公的“人物传记体”话剧作品，中国戏曲导演学会会长黄再敏用“心灵的震撼”概括《成兆才》带给他的感受。“不同于类似题材作品简单表达凄惨境遇和人物激烈性格，话剧《成兆才》把人物命运、艺术群体的命运、剧种的命运三者很好扭结在一起，并塑造了主人公成兆才顺而不服、争而不怒的独特人物性格，能做到这一点非常难得。同时，《成兆才》不仅表现了成兆才对评剧艺术事业发展的贡献，更多的是超出剧题，走向了人生、社会、艺术发展的况味。”

对此，原总政艺术局局长、著名文艺评论家汪守德也有相同感悟，他用“老辣、精道”来概括《成兆才》。“《成兆才》描写人物的命运，表露多个人物的人前人后内心情感。这不仅仅是把一些清末的人物再现到舞台上，它表现了一个群体的人生况味，展现各种辛酸苦辣。”

《中国戏剧》杂志社主编庚续华看过不少以戏班生活为题材的剧目，但他发现多数尾声会让戏班融入历史洪流之中，生搬硬套地进行人为拔高。“我庆幸《成兆才》没有落入一个那样的俗套。剧中没有一个人提到‘戏比天大’，但是观众会由衷地感到，在成兆才心中，戏就是比天大。”庚续华说。

汪守德也高度评价《成兆才》戏中戏的表现形式，并用“戏里戏外”来概括这种艺术手法。“生活中的人物和戏里的角色，转换非常自然。从生活中进入戏里，再从戏里回到生活中，无论从编剧还是导演的处理上，都很讲究，一点儿也不生硬。”此外，所有的戏中戏，都和人物的命运相关联。从生活中，转到戏中戏时，同时也是人物命运、情感向上推进的一个阶段性。

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所长宋宝珍关注到，《成兆才》的舞台表现中运用了话剧与戏曲的互文关系。“成兆才的妻子儿子刚刚溺亡，他即将演出的却是喜庆的《傻柱子接媳妇》；成兆才正在创作《杨三姐告状》的台词，丁香跟他对话，两个人话是对上了，心思却完全对不上，也表现了他和丁香人在一起，心却渐远的无奈。”

话剧民族性的成功探索

话剧民族化，一直是中国话剧界努力的方向。专家一致认为，《成兆才》是中国话剧民族化的一次创新和发展。

赓续华表示，《成兆才》是话剧与戏曲是一次完美的融合。“它并非刻意在话剧中添加戏曲。这种融合不刻意，不矫情，并且有亮点、有惊喜，可以说《成兆才》是话剧的民族化一次成功的探索。”

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原主任李春喜对《成兆才》的亮点赞不绝口：“《成兆才》在台词、内心独白和行动线上，非常自然地融入了评戏的声腔、数板、身段，包括饰演成兆才的刘凤岭身上的绝活。这是《成兆才》在话剧民族化的探索中最可贵的，而且别人轻易学不来的。”

黄再敏则以实例表明《成兆才》给他带来的巨大惊喜。“话剧《成兆才》中，演员心理和情感的呈现状态是丰富而鲜明的。戏曲艺术的特点是，在表达自己内心世界的时候，外化为一种有技巧的身段动作。而灵芝对道具被子的运用，就是以话剧的形式，巧妙运用戏曲元素的结果。”同时，他指出，戏曲人物心理的外化也是非常有层次的，需一步步，一个个台阶地呈现。而这些在灵芝、成兆才的表演中都有明显体现，节奏鲜明，层次丰富。

宋宝珍则从舞台形式上说明《成兆才》民族性的表现。“舞台形式吸收了戏曲一桌二椅的精髓，就是几个后台的道具箱，在折叠、摆放和移动当中，有时成为化妆间的一面墙，上面供奉戏神，有效切割出演出的空间；有时又营造出一种苍凉感，尤其是将‘砸场’后的无奈表现地淋漓尽致。空间转换非常灵活，舞台调度张弛有度，流畅生动。”